中国在发展中，要解决太多过去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。其中有一个问题日益严峻：一些人，一些利益群体、心理群体在公共领域中扩张自己的“权利”和私欲，不断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边界，社会冲突不断。

　　广场舞大妈（大爷）噪音扰民事件就是如此。广场舞在中国，从一线城市到县城，甚至乡镇，都有极为庞大的拥趸。而因为休息的权利被干扰，一些受不了的住户频频与广场舞者发生冲突。住户忍无可忍之下的各类“反抗”行为层出不穷，诸如泼粪、放藏獒咬、打钢珠枪、用高音炮轰……仍都无济于事。人多势众的广场舞者总是振振有词，比如，被质疑吵到了早上休息的人时，她们反问：“为什么不早起？”

　　要陶醉在某种快乐中的人理解被其干扰的人的痛苦是相当困难的。一些网民把广场舞大妈视为中国不讲理的群体之一。而在刚刚过去的高考期间，她们和网民眼中的另一不讲理群体——高考考生家长——历史性地相遇。

　　全社会，尤其是政府，摆出了全力保障高考、为它让路的架势，使得高考考生家长在干涉他人的权利时似乎具有了某种正当性。在重庆，一个家长为了“不影响考生休息”，竟然逼停电梯，让同楼90多户居民徒步上楼。在南京，家长扮演起了交警的角色，在考点门口拦截过往的摩托车、电动车和自行车，不准市民通过，好像马路就是他们家的。

　　人类组成社会一起生活，必须有一个界定彼此权利义务、在公共领域该如何相处的约定。借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·斯坎伦一本书的书名，我们需要明白，“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”。其中最重要的，当是明白在公共领域中，应该将对方当成一个平等的人、一个有尊严的人、一个有权利的人、一个会痛苦的人、一个作为目的而不是别人的手段的人来对待。

　　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，很多人都有一种阴暗的攻击性、强迫癖、代表癖、冷漠症，以及在心理上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冲动。“众生平等”“以人为目的”的教养，从未进入这些人的心理结构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我们对他人的尊严和权利有尊重的义务，这是一种公共教养。无论愿不愿承认，缺乏公共教养的人并没有给“他人”的存在和权利留下一席之地。他们自私、霸道、冷漠，打着各种诸如“权利”“爱心”等看上去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旗号，让自己的私欲无限扩张。反过来，一个人如果自私、霸道、冷漠，也必定缺乏公共教养。

　　当社会中的有些人不懂得该如何对待他人时，政府不可以不作为，因为公民权利需要政府的严格执法来保证。中国大妈在美国跳广场舞吵到别人，接到报警后警察绝不手软，说铐就铐，但在中国，有些执法者却总是预设了一部分人在法律上拥有特权或“豁免权”。这必然使本已混乱的社会认知更加混乱。